回顾我的成长经历，集中回答部分媒体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红色基因传承类型和具有爱国情怀以及弘扬正能量、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诗词？你的红色基因是从哪儿来的？你写红色基因诗词的初衷是什么？”
广大读者及媒体朋友们，关于这个问题，请听我详细道来：我这人平时说话、做事就正义感强，喜欢说实话，不喜欢说假话、说漂亮话，自信和不服输是我的特点，在我16岁时办企业的时候，我就是从零开始的，那时我就没有害怕过困难，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内心强大，在我最贫穷的时候，甚至在我上中学穿着满身不同形状补丁的衣服和穿着烂布鞋漏着脚大拇指头的时候，甚至到上高中连学费也交不起而辍学的时候，我就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下这８句话，来激励自己，它才是我最大的精神动力源泉，现在分享给大家：
1.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有难，出路出路，出去了就有路，思路决定出路。
2.环境可以限制一个人，但不一定能决定一个人，艰苦的环境可以用双手来改变。
3.我虽然身穷，但志不穷，因为我还有勤劳的双手和满腔的热血。
4.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是金子它肯定闪光。
5.身贫不移凌云之志，厄运更添壮士风采。
6.贫穷是最大的精神财富，信誉才是最大的本钱。
7.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
8.物质越匮乏，精神越富有，物质越富有，精神越空虚。
这些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励志语言，写出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这些话也是我过去做报告时说过的话，到现在想起来还是热血沸腾、精神抖擞。它就是我能够走向成功的强大动力源泉，这些创业精神才是大家值得借鉴的，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认为，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物质越匮乏，精神越富有，物质越富有，精神越空虚。”
所以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才行。才能解决“富而不贵、贫而不退”的问题。古人认为：厚德载物，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载‘物’不如载‘福’这个‘福’更多的指精神层面，精神可以代代相传，而物质的东西多数是富不过三代，我认为：“厚德载福厚德品福”才是最重要的，传给孩子一种精神比给他一笔财富更有用，钱迟早有花完的时候，而精神就不同了，可以代代相传。很多家长认为自己打小吃过苦就不想让孩子吃苦，使劲给下一代、下下代攒家当，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把自己挣得钱适当拿出部分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这才是给孩子当了个好榜样，因为你给孩子攒的过多了，孩子就成富二代了，他不需要奋斗了，只管享受就行了，那么孩子即使有钱花，但他不奋斗就是自废武功，到第三代人就更没有作为了，因为钱终有花完的时候。
再比如：动物园的老虎，每天不用去捕猎就有大肉吃，时间久了，就会失去捕猎的能力，就会自废武功，就会变为“病猫”。
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有给孩子传承一种精神，那才是真正的财富，这种财富就是靠家长奋斗、打拼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精神，才能够代代相传。
而爱国情怀、传播正能量、及传承红色基因也是如此，它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有了它，再加上“不等、不靠、不要”的自我奋斗精神，就有了文化自信，这种文化的自信，是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甚至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有了这种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就能无往而不胜。
关于这一点，我常常这样教育我的儿子：“不要靠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因为靠就等于在等待输血，必须靠自身的造血功能足够强大，你才不需要输血，而且有能力为别人输血，那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如果你想要去帮助别人，就必须让自己变的足够强大，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也能找到幸福感和成就感。”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具有爱国情怀、弘扬正能量、及红色基因传承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自信、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类型的诗词呢？
写作是由感而发来书写发自肺腑的思想感情，这与我的成长经历和所处环境有关。
我出生在陕北榆林市子洲县周家硷镇杜庄村，从小在革命老区红色的土壤中成长,并在这快土地上长大，子洲县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红色的土地（1928年４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子洲南丰寨召开）。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期曾经在子洲县的何集镇高家塔村、裴家湾镇邱家坪村、原三眼泉乡（现马蹄沟镇）的巡检司村路过或住过，子洲县出现了如马文瑞、安子文、安志文、李子洲（子洲县名就是根据革命烈士李子洲的名字而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加之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认识不少老革命、老同志、老领导，听他们讲曾经投身革命的亲身经历，打小起耳濡目染，红色基因不知不觉就在我的血液里流淌，它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人心……
此外，我认为子洲的商人也是很了不起的。在子洲的几十万人口中，听县里的领导说，子洲最少有二十来万人在外地创业、发家致富，创业发迹者多数是白手起家到一步步走向成功，但基本上大家有个共性，那就是靠着“智慧善行尚品厚德”来赢得口碑和客户认可。我们家乡的人豪爽、厚道、勤劳、勇敢、朴实、善良。因为过去子洲县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但近年来在党的“精准扶贫”的好政策下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可喜可贺！
在过去三十年前我曾经听县上的一位领导感慨说“子洲人杰地不灵”。当时他的意思是说，人都有本事，地下缺资源，而就在这“子洲人杰地不灵”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敢闯敢干取得成功，那么就会起到带动作用，就会带动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会去效仿，相互带动，一批又一批的子洲商人到外地去闯市场，做生意。凭的就是上面说的这几点来赢得客户、赢得市场，这也是我从1988年起办企业走过的路，我第一次创业那会儿基本上算是改革开放以来子洲的第一批企业家。现在回想起来，也算给当时子洲乃至榆林的民营企业发展带了个好头。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杜永顺就给我讲他在十七八岁时作为老百姓志愿者上战场抬担架抢救红军伤员的事儿,说他在过去战争年月曾经作为志愿者上过战场，当过担架队队员，据他讲，上战场抬担架这活儿也很危险，他每次抬着伤员总是拼命地往后方跑,耳边听见子弹嗖嗖的响,一趟又一趟的从前线到后方往返,他每次都把红军伤员安全的护送到后方。我还是３岁儿童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教我唱一些红歌，歌词片段我现在依稀记得一些，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正月里来正月正，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上横山，一心要共产……”等等，我父亲还教我识字内容如：“四万万中国人，大多数是工农……”母亲刘德英曾给我讲过“红军”的人都挺好，从不欺负老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使老百姓自愿捐款捐粮，也是从来不白拿群众一粒米一颗粮……
据我母亲讲，在她小的时候，我们的家乡一个镇子的周围一些村子也是红军和白军各占一部分地盘，她娘家的村子双庙湾村前是条大路，经常过队伍，而就近邻村驻扎的“白军”就不同了，几乎都是第一句骂老百姓，第二句就打，看到老百姓家有鸡、鸭、牛、羊等家禽家畜，直接就给牵走了，杀着吃肉去了，老百姓说都不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故事我仍然能够历历在目，耳熟能详。所以“红色”在我幼小的心灵及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我从小就喜欢“红色”、喜欢红领巾、喜欢党旗、国旗，喜欢中国共产党，反之，我从小就不喜欢“白色”。因为“白色”和“白军”都带“白”字，所以我不喜欢，后来我学历史后更懂得了国民党时期的“白色恐怖”之血腥和残暴。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父亲（也就是1985年农历五月初四）因病离世，父亲享年58虚岁，那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小升初的考试时间，我心情万分悲痛，感觉家里的天塌了，我给我母亲说我不想去参加考试了，不想上学了，我要参加劳动种田，挑起家庭重担，是我母亲说：“儿子，你放心，天塌不下来，即使天塌下来了，也有妈顶着，你管你去考试，妈这里有三毛钱，你拿着它去参加考试，考上识两个照门字，说着就打开个布包袱，里面有好多层衣服，一层层打开，找到由纸质版分分钱纸币凑够的三毛钱，对我说：“你拿着钱自己步行去周完小（是镇上的重点小学，是当时小升初的考场）参加升学考试，这是你的路费盘缠，考上你就去上初中，学费到时候妈想办法给你借！”那时候的三毛钱，是我家的全部积蓄了，因为之前家里攒的钱都给我父亲看病用了，我父亲得的是伤寒，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治不好，关于让我去上学这一点，到现在我很感激我的母亲，她是我们家的主心骨，要是我母亲也不主张让我去上学，我现在还能写的了诗词吗？我父母亲是同岁，我母亲是典型的女强人性格，我三哥杜文学当时16岁，比我大3岁，他当时初中毕业、我刚上初一，因家庭贫困，我三哥开始用自己弱小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之后又当小贩，开始学做生意，由于他人过于老实，经常吃亏上当，还乐于助人，勉强支撑供我上了三年初中，父亲去世后，我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我母亲也跟着我们在山里去种地，当时我们家里穷的揭不开锅，我是每天放学后就回家和我三哥一块儿种田，那会儿的我力气比我三哥还大，所以重体力活都是我干，我三哥干些轻体力活，那时的我能背编织袋装的大包土豆三包，也就是一麻袋半，大约240斤左右，我三哥可以背80斤，再多就背不动了，因为经常在山里劳动过度，累的我到了学校听课就打瞌睡，我勉强上了三年初中考上高中，就因交不起当时涨价后的8元钱报名费而辍学。原因是这样的，在我初中二年级时我们家就养了三头种母猪，一头种公猪，六头大肥猪，当年年底卖掉这六头育肥猪收入一千三百元，后因我二哥双手被大火烧伤住院，我领着我二哥给他看病，把这钱花光了，而且为了在医院伺候他，我是17昼夜一眼都没敢合，而且当时的县医院条件艰苦，一个病房六七张病床，病人住的满满的，我是在病床边站着伺候他17个昼夜，最后县医院治不好，我二哥的双手被感染，人家医院要给我二哥做双手切除手术，我为了保住我二哥的双手，办法想尽，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三代祖传专治烧伤的子洲名医高益武，在高大夫的专治烧伤诊所用大约半个月时间就给治疗好了，而且不留疤痕，从医院到高大夫个人的诊所总计用32天时间把我二哥治疗好出院了，但把我也累的病倒了，我被确诊是黄胆肝炎。为了省钱，我自己买的注射器和药品，自己消毒给自己打肌肉注射针治疗，我的病是自己给自己治的，但这下又穷了，因为那四头种猪需要饲料费，再加上繁育的小猪，很快就变成四十多头了，这是试验阶段，也需要不停地投入，也就是大约三个月时间最困难，才没交上学费，才没有连续上高中，刚好就阴差阳错的错过了上高中的时间。错过上高中的机会后，我想不能继续穷下去了，我就在双庙湾前晚湾村的机制砖瓦厂打工干了七天，每天6.5元工资，不管饭，要骑自行车跑回家吃饭，往返大约十来里路，由于当时砖瓦厂精简了２名工人，工人突然减少，平时三个人用泥土喂料的活是我一个人干，每天累得肚子疼，还被砖瓦厂老板训来训去的，所以我笑着给老板说：“老板你好，你这三个人的活儿让我一个人干，时间短了可以，长期一个人扛不住，机器一天生产三万多块砖，是我一个人用一把铁锹给制砖机喂泥，我刚来第一天是我们三个工人干，现在我一个人就扛了六天，实在累得扛不住了，你把我的工资一结算，我决定不干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去打工了，我也要像你一样当老板。”（注：1985年我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学费是２元钱，是我母亲跑了大半个村子才借到的２元钱，后因为人家都怕我们家借了钱还不上，多数家庭不敢给借，之后我母亲用家里养的几只老母鸡下的蛋自己舍不得吃攒着卖钱还账，当时的一颗鸡蛋才是３分钱，过了两三年，我记得才是涨至５分钱一颗，但这也是我们家当时的“银行”，我自嘲称之为“鸡屁股银行”，用几个月时间才攒的给人家还清这２元钱。）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是一心想着这些问题，那就是如何去赚钱？如何才能光宗耀祖？如何才能发家致富？所以到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就梦想办企业，决定了走发家致富的路子，而且明知道不可能办得到，但我的内心十分强大，当时我的理想是未来要办上市公司，跨国公司。虽然缺钱，没有启动资金，但我们把挖药材等变现的钱全部买成书籍或订阅报纸，学习实用技术，以达到站在山沟沟也要望眼看世界的目的，开阔视眼，因为我心里清楚，只有知识才能够改变命运，而当时国家也在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旦决定，付诸实践，从1988年下半年我交不起上高中的学费辍学起，我和我三哥杜文学为了改变这贫穷面貌，积极学习科学技术，并先后陆续在几十里的深山里开垦了十几亩荒地种土豆。我心里想，我们虽然穷，但身穷志不穷，我们还有勤劳的双手和满腔的热血，开垦的这十几亩山地全部种了土豆，由于荒地肥沃，土豆长得很大，当年就取得了大丰收，收获了2000麻袋土豆，于是我们在家办起了土豆粉条加工厂、冰棍雪糕厂、（那时我们是冬天去河里凿冰块，一车子一车子不停的把冰块储存在巨大的地窖，冬天储存夏天用、我们加工冰棍雪糕不用机器、不用电，人工物理法制作，在六月天用自己制作的铁皮模具装过滤好的凉开水，取地窖的一些冰块捣碎迅速拌入盐粒，迅速将事先装好凉白开水的模具插入拌入盐的碎冰末中，加工一箱子500根冰棍雪糕！基本上半小时就好了，半小时后模具中的凉白开水变成冰了，冻得严严实实，而原来的天然冰块碎末由于有盐的作用化成水了，顺着铁皮孔就流在外面了，冰在盐的催化作用下化成水需要大量吸热，就会将模具里的水的热量吸收走，整个过程是热量的置换反应，就这样夏天基本上一天加工2000根冰棍，我和我三哥骑着自行车去镇子里的学校去卖冰棍，每根卖５分钱，一天可以赚一百元钱，当时一大袋50斤的面粉才卖15元，一天的这一项收入就可以买６袋半还多一点的面粉。）汽水加工厂、红薯育苗苗圃基地等项目，从此再没缺过钱，这以后猪肉、大米、面条我们家就顿顿可以吃上了，随后我们引进世界四大著名瘦肉型种猪（丹麦的长白猪、美国的杜洛克猪（也称：红毛猪）苏联的大约克夏猪和汉普夏猪）和从北京双桥农场种猪场引进的北京黑猪杂交，选育出产仔数多、耐寒、耐热、抗病能力强、生长速度快、种母猪母性好、耐粗饲料、节省粮食的新品种种猪，1987年起就积极筹备，做试验，实验成功后，于1988年正式挂牌的“子洲县周家硷镇原种猪选育场”。（注：1988年我们国家的公司法还没有颁布实施，直到1993年12月29日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种猪销往十几个省区，那个年月的人干劲十足，一点儿也不知道累，而且是以苦为乐，那会儿我哥在山上挖药材如甘草、远志、收集茵陈、柠条籽等，我有空了也去帮忙收集晾干后卖给药材公司，积极筹措办企业的经费，我母亲和我三哥负责打理着这几个项目，我负责销售，而我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外面到处奔走游说，努力让大家支持我的企业，刚开始我是采用打白条的方式把建材、粮食等办厂必须的材料赊回来，由于获得各界朋友以及党和政府对企业的不同程度扶持，由于这几个项目每年都在盈利，相互支撑，很快我们三年就成为全县有名的企业，到1991年，我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我用三年时间完成原始积累二百万元，之后我自己赚钱了又重返校园上高中,上高中期间由于转学而换了2所学校,期间接受当地县委宣传部、县广电局、县乡镇企业局的领导到学校来采访,因为大家想不明白在那个万元户都很少的年代,我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在当时来说也算是成功人士了,为啥还要上学?为了弄清楚这个原因,上述部门领导莅临到我当时所在的学校子洲县周家硷中学,时任校长刘海波让全校师生列队举行全校师生大会,让我给大家作报告,就这样我给两所中学（其中有一次报告是在子洲县周家硷中学读高一期间的事，另一次作报告是我转学到子洲中学读高二期间的事。我高二转学上子洲中学那会儿刘海波校长又从周家硷中学调到子洲中学当校长。）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分别做过报告,这两次不同时间、地点的报告都在县广播电视局当晚就以子洲新闻形式滚动播放,其中高中一年级一次,高中二年级一次,这两次报告的主题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当着全校师生和来访领导的面，我上讲台现场脱稿演讲,我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向全校师生阐明“知识的重要性、知识改变命运、改变生产力，以及书到用时方恨少等道理。”同时号召在校的同学们不要错失大好的学习机会,免得像我这样重返校园,我用自己的典型事例直接教育和鞭策了两所中学多达六千多初、高中学生，间接通过县电视台将这个报告滚动播放，启发了全县24个乡镇的中小学生,就这样,原来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也开始主动学习了,家长们靠打骂办不到的教育效果让我给办到了,县里不少干部因为孩子以前不好好学习而听了我做的报告后，由原来的家长靠打骂还不太起作用的被动学习改为主动学习了，把我当做了他们学习的榜样，这些学生感觉他们现在的家庭条件比我当初创业时好，所以他们给自己定了个新的目标：第一是把我作为榜样向我学习，第二是感觉自己家庭条件好，起步高，想好好奋斗超越我。就这样，我不经意就起到了变相教育子洲当地青少年的“榜样力量”,而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举手之劳，脱稿演讲一席话而已，而这次的报告让县里的不少干部都要宴请我，把我当成他（她）们的“恩人”来对待，好多是在自己家里亲自做饭宴请我，吃饭时我才弄清楚他（她）们为什么请我吃饭的原因，说我在子洲中学作报告所说的一席话教育和鞭策了他（她）们的孩子，吃完饭后，他（她）们共同有个举动，那就是翻箱倒柜找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存单递给我，告诉我存单的密码，让我自己去支取或者抵押贷款用去，我当时说：“君子爱财，但取之有道，我不能要你们的钱。”但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不拿走存单，他（她）们是不会让我走出他（她）们的家门的，说这些钱办不到让他们的孩子爱上学习，说这些钱在他（她）们哪里产生不了附加值，在我手里能产生附加值，并且不要我的一分钱利息，就这样，短短的一个来月时间，我就积累了一百多万元的存单，为我的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后来这些钱我都一分不少的还清了，但现在回想起来，颇为感动！他（她）们也是我的“恩人”。就这样，我们相互之间彼此感恩，彼此感动！
我16岁就办企业,17岁时曾受邀参加子洲县人民政府举办的“全县经济工作会议”，我在该次会议上做过报告,以介绍成功经验形式给参会全体领导干部讲了关于“如何迅速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如何快速发展县域经济”为主题的精彩演讲,换来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在当时算是陕西省内最年轻的企业家,同时带动、帮助了不少面临倒闭的县级国有企业(如县食品公司、县粮食局下属的粮食企业等)及个人兴办养猪场,积极带动大家脱贫致富,因对社会贡献突出，我的先进事迹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央视CCTV2频道多次以新闻形式报道及省内外报刊杂志多次报道,曾经有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的刘县长慕名到我的企业考察学习。回想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个年代是我们陕西的市、县政府派副职领导干部到山东省对应的市、县挂职锻炼学习,也是我们省考察学习山东模式的年代，因为当时的山东省与全国其他省对比来说，是经济增长速度第一，高速公路第一，而同时期又能让山东的县长倒过来考察学习不容易，在1993年5月4日我被共青团陕西省委授予“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1996年元月起我定居西安,在西安市雁塔区翠花路有个当时农业部乡镇企业司下属的“西安乡镇企业大学”上大学，专业是工业企业管理（1996年上大学期间又被时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兼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夏宇给我下的聘书，聘请我到省政府参事室下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陕西亚达发展公司”当总经理,所以我只能是边上学，边打理这家企业，学业也是断断续续，有时还要出差和外省的企业合作做贸易，我让一个原本就亏损的企业一年内扭亏为盈，在该公司当总经理近四年，之后中央下来新的政策，从那时起就再不允许部队、政府办企业，所以我就在那时离开了“陕西亚达发展公司”。1999年底，我被聘请到省物资局下属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陕西省物资工贸总公司”。（注：该公司是由省物资局的集体企业处改制后演变而来。）当时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李大庆邀请我到这个公司当总经理,说他把公司顾问当上就行了，我当时不同意当总经理，我说：“我刚来，还没有成绩，你在公司成立个综合经营部，我就从部门经理干起吧。一句话，那就是拿成绩说话。”之后过了几年，李总当了陕西省物资工贸总公司顾问，让我当了总经理，我是靠业绩一步步干到总经理的。之前李总一直说我给总公司做出了成绩，让我当陕西省物资工贸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集团那面他给汇报，请示集团给下任命文件，我一直不同意当这个法人代表。我说：“我这人自由惯了，能实际操作业务就行了，关于工作关系、编制等李大庆当总经理时就一直想让我把档案拿来，按组织程序给我套编制，（而这个编制是参照公务员管理的编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就没有同意给我套编制的事，别人是担心找不到工作，而我是给我正式编制的工作也不要。因为我就不愁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人缘好，有能力，想请我去的地方多的是，但是我在这里工作了二十来年了，我对陕西省物资工贸总公司有感情了，别处再好我也不想去，甚至想请我当顾问的企业也多的是，我要是乐意当多家企业顾问，一年顾问费也起码赚不少。有一家上市公司曾邀请我当顾问，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原因是我喜欢身份自由，喜欢在外面跑业务，不想受机关里的一些制度约束。
2008年8月起至2013年8月止我曾担任中国国际商会陕西商会(陕西国际商会)副会长。
2008年８月底至2013年我担任西安世界贸易中心副主席（注：该组织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陕西省委员会简称：陕西省贸促会）加入全球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的会员。西安世界贸易中心成立于1987年，同年被世贸中心协会接纳为联系会员，于2004年成为全球世界贸易中心协会正式会员。自成为正式会员以来，西安世界贸易中心充分利用世贸中心的广泛渠道，积极参与全球世贸中心协会的各项活动，并与协会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期还给省政府参事室旗下的杂志《陕西参事》当过一段时间外联部主任，过了两年后因该杂志停办就再没干，还给《创业与就业》兼职当过一段时间副主编。
2016年我曾股权转让一家公司变更为“陕西品厚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我当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当时设置注册资本一亿元，我占股权60％，当时我们设置门槛是必须具备百亿级起步的粮油企业才够资格给我们公司当供应商，而且这些大企业都是给我公司两个月账期，上下游客户都没问题，后因股东不合，因个别股东格局太小，内部挖墙脚而导致我将公司转让，退出股份，所以验证了孟子说的那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次的失败就是出现在“人和”这个问题上。那次失败也是我创业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失败，我想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原因是出在团队内部，虽然没有赔钱，但输掉了我的面子，影响了我创业的激情和热情。
2020年8月18日担任陕西福佑未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我用8个月时间自主创新,亲自创作打造品牌公司所需的知识产权。目前我的公司已经取得酒瓶(开福来)、矿泉水瓶(福未来)外观设计专利证书2个,到目前为止，注册了包含多达上百种产品、品类的商标89个（目前审批通过率大概50％左右），转让过来25类(服装类)商标“优美东方”一个,注册并取得美术版权及文字版权证书58个，注册公司字号的域名(汉字+英文版本的)55个。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公司后续打造白酒、饮料、矿泉水、服装、润滑油、粮油农产品、核桃干杂果等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知识产权保障,我立志将公司旗下的商标、产品打造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我的心愿是进一步带动三秦大地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并过上美好而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我创办陕西福佑未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的初心。在我认为，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带动一大批人富起来才算真的富。
我爱好广泛，爱交朋友，诚信待人，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是：“存心以敬、处事以义”。我爱好文学、国学、书画艺术、英语等。2020年12月1日起正式开始写诗词,我首次投稿被发表的诗词《幽兰香风远》在第五届“文学百花苑”杯全国征文大奖赛中荣获“特等奖”。参加颁奖典礼期间我也没忘报答榆林家乡和带动一方经济,并给《一把挂面》电影及“一把挂面”挂面亲自创作了藏头诗《一把挂面》,诗词内容是根据电影所取得的成就和吴堡县手工空心挂面的工匠技艺。诗词内容是：“一路溢香飘四海,把酒庆祝凯旋来；挂出绝技影坛彩,面向农村好题材。”该诗词是借用河南经济报及文学百花苑杂志在举行颁奖典礼的机会，我亲自带着《一把挂面》的制片人及导演张璟先生以及吴堡县人大副主任兼挂面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王德烽以及挂面厂长郭荣亮一行四人参加了颁奖典礼大会。我的举措是为了让吴堡县拍的的电影及农户产的手工空心挂面产品能够走出陕西,走向全国，由于该次活动有几十家媒体配合互动,河南电视台又给现场直播，河南电视台魅力中原频道又给本次颁奖典礼活动制作专题片并滚动播放，我用一首诗词《一把挂面》就为吴堡县的手工空心挂面打开了销路，拿到不少订单，进一步带动了吴堡县整体挂面产业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我来说虽然没有经济效益，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很有成就感。
现在回想起来，1988年那会儿，我们母子三人是共同创业，分工负责，办起了企业，撑起了一片蓝天，厂子办起之后赚了钱，才开始雇佣了工人，才把自己解放了，我才又有机会上高中、上大学的，在我24岁时，也就是1996年申报了一项发明性专利，申请专利号，专利公开公告号CN1181253，专利名称叫“畜禽灭痢促长粉”（注：这是专门预防和治疗畜禽传染性胃肠炎、流行性腹泻、仔猪红痢、黄痢、白痢的疾病，是针对抑制大肠杆菌纯植物、药物配方，由于申请兽药门槛高，走流程、批兽药准字号费用大，所以改为饲料添加剂形式申报，因为按照当时媒体及权威杂志报道的数据，全国生猪育成率是50％，这个专利如果推广，推广应用会把生猪育成率提高到95％以上。该专利是我自己发明的，在我创办的原种猪选育厂广泛应用，特点是“有病治疗、无病预防、而且促长，纯天然、无污染，不含化学成分”）。这个专利现在已经过了发明性专利20年期限的保护期，当年要买专利或合作的厂家络绎不绝，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来函雪片般的飞来，直至香港、澳门也有人纷纷来信、来函要寻求买专利，最高价出到300万元，我没有卖，最终有一家国有企业陕西省医疗仪器厂的杜富琪厂长想投资联合开发，给我开的条件是不用我投资，以专利技术入股，给我30％的股权，还给我提供一栋办公楼、一部小汽车，我没有同意合作，想着要自己独资开发，那会儿我人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最终因为种种原因专利没有开发。之后我又从事煤炭、石油、燃料油等大宗物资贸易经营十几年，因为忙，所以就放弃了专利开发。由于边创业边上学，所以我的学业是断断续续。成长过程中，我主要是靠自学为主，可以说是兼学别样，知识面广，就这样一路走来，走到了今天，下面这是我母亲以前获得的荣誉证书。
我母亲的典型事迹和我16岁起办企业的典型事迹同时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曾经被中央２台经济半小时栏目中“子洲新闻”报道过，可惜这些影像资料我手里没有，之后问过县广电局，他们说那会儿属于胶片时代，拍过的带子库房里很多，没有专人分类保管，即使保管着也很难找。1993年，我和母亲同年荣获了荣誉证书，下面展示一下在1993年五月四日我荣获的荣誉证书，在我18岁－23岁时，以免费技术扶持帮助他人兴办养猪场，在子洲县内多达几十个，其中办的大的有子洲县食品公司养猪场、子洲县粮食局下属的几个粮站办的养猪场、城关镇曹硷村曹崇雄养猪场、运管站的朋友有两个办起了养猪场、三眼泉小沟则养猪场、冯家渠２个养猪场、续家湾村续明养猪场、东家仡佬村养猪场……还有省内的、省外的，我办的种猪厂选育出来的新品种种猪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普及较多的是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等地，这种瘦肉型种猪和野猪一样，以吃草为主，粮食为辅，特点是体格大，成年公猪90公分高，体长1.82米，体重最高达800－900斤，种母猪体重、体格稍微小一点，这种猪的外观像野猪，獠牙长，牛羊能吃的草它都能吃，收割的青储玉米杆也能吃，极大地节省了粮食，每头相比较本地土猪能节省饲料按当时的粮价算200元，直接、间接带动了不少企业和养猪专业户脱贫致富，为我国的土种猪改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报道，我们国家现在是用飞机在国外往回空运瘦肉型种猪，来解决改良猪品种和提高猪肉产量的问题。其实这项工作我在1988年就已经在做了。
下面是1993年５月４日共青团陕西省委授予我的荣誉证书：
记得1955年９月4日，由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就在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省妇联打电话给榆林地区妇联，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闭幕后，有一半参与世界妇女大会的代表们要来陕西西安，省里要我母亲的典型事迹影像资料，以“三秦大地的杰出女性的典型事迹”播放给参加过世界妇女大会来陕西西安的外国人看，后来听说县里和地区广电局给提供影像资料了，我母亲和“治沙英雄”牛玉琴算是榆林地区的同一批女先进，由于我母亲没有文化，记者又经常来采访，她老人家实在是没法应对，只会说一句：“这都是党的政策好，才有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两个孩子不听话，一天到晚一有空就知道看书看报，不好好种田务农”。导致后面县上多次给她的申报先进评选表被我给压下来，因为记者采访她又不太懂如何回答，主要就是吃没文化的亏了，答复不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也有点老糊涂了，把我们的优点当成缺点了，她心目中的好孩子不是兴办企业，积极自学，而是种田务农，而治沙大王牛玉琴当时也是没上过学，为了弥补没文化的短板，她开始和她的孙子一起去上小学，这是我听时任榆林地区妇联主席高贵英和时任子洲县妇联主席赵润兰以及榆林其他县的妇联主席一起来慰问我母亲时说的。后来牛玉琴曾荣获了由联合国颁发的“拉奥博士奖”。
此外，我的母亲能够保守秘密，我舅舅15岁－16岁就当了乡长，由于当地那会儿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我舅感觉当地都是熟人，心软下不了手，于16岁那年正月里结婚，二月里就参军投身革命了。关于他参军的事，我外爷也不知道，我外婆也不知道，我舅妈也不知道，只有我妈知道，是我舅舅悄悄的给我妈说的，我妈当时年龄是虚岁8岁，我舅说我妈嘴严实，所以才告诉他，说这是保密的事，让她不能给任何人讲，给家里的任何人也不要讲，即使他闹革命回不来，只有她知道去向就行了，就这样，一直到我母亲去世前的几年，也就是2017年我母亲生病我一直在身边照顾她，聊起天才说的，这个秘密在她心里整整埋藏了82年，我母亲是2018年去世的，享年91虚岁。据我母亲讲，我舅刚开始是赶着毛驴翻山越岭给部队运送弹药，名义上是往山里运送农家肥料，因为我外爷家就我舅一个是男孩，其他四个都是女孩，我妈是姐妹中的老三，我外婆去世的时候我妈才虚岁是9岁，我母亲虽然没有参加过组织工作，一个农民，能够将这个秘密埋藏心底82年，连娘家人谁也不知道，这一点永远值得我去学习。
所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刻苦学习，经常到新华书店和图书馆去看书，一直到二十五岁，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长大后一直对红色基因及党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我现在才能发自肺腑的写出具有红色基因传承方面的诗词。
让我从小时候就崇拜老革命的第一人就是我的舅舅刘德胜（已故）1935年投身革命，他曾经在359旅红星六连担任过连长，他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老人家留下的一大木箱投身革命的物件如证件、勋章、信函、奖状等因后人保管不慎在陕北的子洲县周家硷镇双庙湾后湾村他们家的老地方窑洞里存放着，儿女都在榆林等外地居住，长期没人照看，被小偷连同木箱一起偷走了，所以无法给大家展示，现在能展示的也就是我表姐收藏了一件我舅留下的荷包（上图），是他参加抗美援朝后留下的证物供广大读者欣赏。
我还有一位忘年交老革命名叫郝现瑞（已故7年），曾经在延安时期给毛主席当过警卫员，下面是他老人家的工作经历大概情况：郝现瑞，中共党员，1924年11月20日生，2014年7月26日故，享年90岁。1938年参加革命，曾在延安中央警卫团担任首长警卫（在延安时期他曾当过毛主席的警卫员），之后在中央印刷厂工作，随359旅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一天开垦荒地2.26亩（甲等劳动英雄郝树才用一天时间开垦荒地2.42亩），当年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乙等“劳动英雄”奖状（注：是用布制作的奖状）。建国后，曾任新华印刷厂厂长，国营五四四厂厂长。下面是郝厂长生前与我在他家合影的照片及毛主席为他在南泥湾开荒中颁发的“劳动英雄”的（布制奖状）。
第三个对我红色基因传承起作用的是原陕西省省政法委书记、原西安榆林商会会长霍世仁老先生，他也是我的忘年交，我们两是19９６年就认识的，据霍老讲，解放西安的时候他是先头部队的通信兵，是第一批进入西安的解放军，他是个好人，只要陕北人找到他，能帮上的他都帮，所以大家尊敬叫他“霍老”，老人家在去年二月份疫情期间走了，去年大家都在家里防疫情，出不了门，所以没能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很遗憾。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加之我自身也有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责任感、使命感在驱使着我去写传承红色基因的诗词，而且我会不断的写下去……
我写诗词的出发点,是为了讴歌时代进步,弘扬正能量,是为了给社会发展助力,也是把传承红色文化、红色基因为己任,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驱使,也是一种爱国情怀。
下面我用几个方面阐述我为什么要写诗？而且是写具有红色基因传承的诗词？
1.我认为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一位企业家,也应该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任何时候都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担当,我们身上肩负着建设祖国、讴歌祖国繁荣富强、促进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虽然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我要发挥文学的力量,调动一大批文学工作者、企业家、有识之士参与到书写具有爱国情怀的诗词当中,带动更多的人来书写一些具有正能量的、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承红色基因类型的诗词,这才是我写诗词的出发点和初衷。
2.关于“废水排海洋”的这件事儿，我发现这事儿文学界很少有人发声，只有主流媒体呼吁，我认为光靠主流媒体呼吁力度还不够，民间该发声也得发声，虽然个人力量单薄、微弱，但大家的声音加起来，就是最强音，就会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战斗力，这种力量是任何外在力量所不可战胜的，所以我第一时间创作了《丧尽天良》这首诗词，诗词内容如下：废水排海洋,生物糟了殃，究竟怎么想，德失丧天良。写该诗词的目的是呼吁世界人民爱好生态环境,保护地球家园，保护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3.我不喜欢写“花前月下、瓜田李下、田园风光”等对社会发展没有意义的作品！相反我更喜欢写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战斗力，能带给人正能量和红色基因传承的诗词，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不强大，关键要看民众团结不团结，而且这种团结应该是自发的，不是靠行政干预能够办到的。因为行政干预是让人被动接受,而非主动接受。而要达到自发的团结，唯有发挥文学的力量以及艺术感染的力量才能够办的到。
4.我自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我来写这类型作品。我喜欢写具有正能量的、能促进社会进步、能够给迷茫者指明方向的诗词或文章、能给人带来精神食粮和精神动力的作品。我写具有时代精神以及红色基因传承类型的作品供广大读者分享，这也是一种快乐。虽然写作很苦,但我会边创业边创作。
5.我是想通过写诗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说白了，这是因为我怀有一腔热血、一种爱国情怀在作怪！我是看不惯一些强国动不动就指手画脚、看不惯那些见我们祖国发展好了，他们就动不动犯起“红眼病”，拉帮结派给我们频繁找事的那些人和事。现在需要多一些爱国情怀的人书写这类型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诗词和文章,我想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因为精神力量和文化自信才是最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党从红船上的少数人开始，一路走来，到了现在的百岁华诞，主要靠的是信仰和精神力量的支撑。
6.我最大的优点是内心强大，尤其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那是愈挫愈勇,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因为这两年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我去过安康紫阳考察水资源，发现那地方几乎很少有平地，当地的老百姓盖的房子都是在水沟里打个水泥柱子就在上面盖房子了，所以我看了之后萌发了创办品牌运营公司的想法，目的就是把陕西南部的茶业、木耳、香菇等，用一个能够叫的响的品牌给卖出去,还有陕北的核桃、干杂果、手工空心挂面、小米白酒、杂粮等土特产销售出去，解决农户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进而能带动当地的老百姓发家致富，所以我这次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要带动三秦大地的一大批人富起来。这也就是我创办陕西福佑未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的初心。
我这人社会责任感强，我在去年成立公司前就开了个家庭会议，给媳妇和娃宣布了，让他们靠自己，不要靠我，不管我以后发展赚多少钱，不会给他们留多少，只给留一点创业经费就行了，我要去帮助哪些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我这次发展的真实理由！如果为了我自己，我完全不用连续熬夜八九个月，每天只休息四个小时，熬夜到凌晨四点钟才睡觉，早上八点钟又起床忙的苦日子，中午还不午休，这一点我的家人都赞成我的观点。
关于我为什么要写诗词，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写，这是份苦差事，是受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我去写！写作太苦了，我发现这写诗也无意间得罪人，因为你稍微优秀了就会遭人嫉妒，无论在任何行业发展，比如在写诗词方面，如果你去创新，那么诗词方面的传统与创新、保守与改革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对立的！到底是继续写下去，还是停下不写呢？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很矛盾。
7.当下，我看到街道上的店铺门牌十之八九都是英文名称，这又
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挂汉字的门牌,买货的人就少,这种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说明我们在文学方面的正确引导还欠缺，说明我们广大的文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引导还没有做到位。时下有一些人认为“外国的月亮也是圆的，空气也是甜的。”这种盲目的“崇洋媚外”就说明这些人缺乏文化自信，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汉字就真的那么不值钱吗?问题是我们没有好好地提升和挖掘它的价值,比如说比亚迪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刚开始是英文字母的，销售情况不太好，自从换成“唐”“宋”“元”“秦”牌汽车，就深受消费者喜欢嘛，“唐”“宋”“元”“秦”商标也是汉字的嘛，我觉得挺好的，我认为这才是“民族品牌”的象征,这也是一种文化自信，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发挥诗词及其他文学方面的力量。同仁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有的责任与担当。我一个原本就没有从事文学工作的人也参与进来了，原因就是我平时思考这些社会问题比较多,就是想通过诗词的创作、创新来唤醒各位同仁。如果我是个自私的人，只考虑自己，那么我也不愿意写，也不愿意说这些话，我也不是口无遮拦的人，我这是每天熬夜透支身体，因为白天事务多，打扰多，就没有灵感去写，我创作时多为深夜，夜深人静时，好多人已经进入了梦乡，此时我才去思考、创作。为了激发灵感，需要不停的抽烟，连续一晚上抽几包烟，才能创作出来，我这是用透支身体作为代价来书写我们新时代的赞歌。
因为不少朋友、同学都奉劝我不要熬夜,注意身体,这个道理我自己也懂，在我看来，即使我少活10年甚至20年,我认为也是值得的。
因为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我有两个“母亲”,一个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另外一个母亲就是我深深爱着的“祖国”母亲。我要用我创新的诗词给祖国“母亲”贡献我自己的力量。我说的是心里话，我不想出名，也不是想出风头的人。（小时候创业那会儿已经出过名了，我体验过出名后的累。）我低调了二十多年了，这一点希望广大读者理解，理解万岁。
我衷心祝愿广大读者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同时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人民越来越幸福。也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梦”能够早日实现。
杜雪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陕西省新长征突击手
陕西福佑未来品牌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作者首次公开发表的诗词《幽兰香风远》曾在第五届“百花苑杯”全国征文大奖赛中荣获特等奖。在近期几个月内，作者发表了诗词一百多首，文章七万多字，作者写的红色基因传承类型的诗词曾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管的媒体《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的“中国访谈世界对话”栏目以对话访谈形式报道。作者祝广大读者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顺心。
